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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

 者: 何绍斌

出 版 社: 上海三联文化(原上海

  • 出版时间: 2008/4/1
  •  种: 
  •  次: 1
  •  数: 
  • 印刷时间: 
  •  本: 32开
  •  次: 1
  •  帧: 平装
  • ISBN: 978-7-5426-2789-6
  • 暂时缺货

所属分类:语言>外语教学>汉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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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    录
  序………………………………………………………………
  前言……………………………………………………………
  绪论……………………………………………………一…….
    第一节宗教与世俗之间的抉择…………………………
    第二节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课题与问题…………….
    第三节翻译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嬗变…………………..
    第四节翻译与文化建构………………………………..
  第一章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的不同阶段及主要内容…..
    第一节传教士早期的译介内容………………………..
    第二节第二阶段传教士译介的主要内容……………..
    1.2.1  1843至1860年间传教士译介的内容··
    1.2.2  1861至1887年间传教士译介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第三阶段传教士译介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传教士双(多)语字典中的译介情况…………..
  第二章影响传教士译介活动的因素……………………..
    第一节复杂的译介动机与表现…………………………
    第二节无处不在的赞助者………………………………
    第三节晚清的语言与文化规范…………………………
    第四节译者个人因素……………………………………
 第三章传教士译介活动的具体策略举隅…………………
第一节传教士关于翻译方法的讨论……………………
第二节本土归化(中国化)策略——创造性 叛逆表现之一
第三节译者的改写与操控——创造性叛逆表现之二一
    3.3.1  以“ 忠实”的名义进行的改写与操控一
    3.3.2  《百年一觉卜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范本
第四章传教士译介活动的影响与反响…………………._
  第一节传教士译介词语与再造观念…………………一
  第二节传教士与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
    4.2.1传教士译介作品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
    4.2.2  传教士出版业对中国文学变革的促进
  第三节传教士与晚清的翻译话语……………………一
结束语 
附录…一
参考文献
后记…一

作者介绍

何绍斌祖籍四川南江。
2003年7月获四川外语学院英
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
6月获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海事
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已在《解
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中国
比较文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和译文多篇,研究兴趣为译介
学,中西翻译理论与翻译史。

节选


谢天振
    在新中国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传教士研究绝对
是一个不可触及的禁区。一提传教士,那就是“文化侵略”,那就是
“传播精神鸦片”,毋庸置疑。因此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
们的研究者对传教士研究这一领域只能望而却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更随着我国学术环
境的越来越宽松,我们在对待一些历史现象、文化现象时的心态也
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自信,我们开始摆脱极左思潮、意识形态
的羁绊,如同任继愈先生所言,“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地向世界推进
文化交流,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①于是过去的不少研究禁区
都逐一被打破了,过去研究者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研究领域,现在甚
至成为了研究的一个热点,西方来华传教士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
    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对西方来华传教士活动的关注和
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不光这方面的译著一本接一本,如前些年朱
静教授等翻译的皇皇六大卷、两百万言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
国回忆录》,即使是研究性的专门论著也同样令人目不暇接,如顾
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王立新的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正如绍斌在本书的“绪论”里所指出的,虽然在传教士研
究这一领域,“前辈学者已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富有成效的开掘,但
 还远未穷尽,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处在学术关注的边缘”。在他看
来,国内的传教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
题:首先是在研究的内容方面偏重于宣教、教难、神学争论等方面,
而对传教士的文化活动论述尚不够充分,在研究的时段方面,则多
集中在明清之际,对晚清的关注不多;其次,是理应得到充分重视
的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在国内目前已经发表、出版的相关论著中,
关注得不多。这也是绍斌这篇博士论文的出发点,他认为新教传
教士的译介活动不仅历时长、规模大,而且内容广泛,传播渠道多
元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值得作
为一个专题予以深入研究。
    绍斌于2003年考上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
生,从我攻读译介学理论。对国内学术界来说,译介学还是一个比
较新的研究领域,它对研究者的学术素质要求比较高:它要求研究
者具有比较扎实的外语基础和比较深厚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修
养,与此同时,它还要求研究者对国内外各种翻译理论、与翻译研
究相关的文化理论以及中外翻译史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绍斌本来就是在四川外语学院接受的硕士生训练,有很好的外语
基础,来到复旦以后,他对自己的专业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热爱,学
习非常刻苦投入,因此很快就掌握了一个译介学专业博士生所应
该掌握的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也比较早地明确了他的博士论尢
的研究对象。所以,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篇博士论文体现出
他非常自觉和相当明确的译介学研究的理论意识:它的研究对象
是自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的新教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它的研
究方法是在整理和发掘新旧翻译史料的基础上,采用总体描述与
个案分析、史实描述与理论阐释相结合,它的研究目标是探讨传教
士译介活动发生、发展的原因与具体过程,剖析传教士译介活动的
具体策略,然后在中西交汇的历史语境中呈现新教传教士译介活
动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变之间常常为人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联
系。通读这篇博士论文,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基本达到了他在撰写
   论文之初给自己设定的研究目标。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指出的一点是,本书虽然只是一个传教士
  译介活动的个案研究,但它的意义却并不局限于传教士研究这个
  领域。我很希望读者能特别关注书中作者对传教士译介动机、译
  介表现及其背后的“赞助人”的分析,以及作者对传教士翻译策略
  的讨论。我很赞同作者在本书“结论”中的一段话:“晚清的翻译运
  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意义已得到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
  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集中在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各种翻译活
  动,而鸦片战争前后至戊戌变法前后半个多世纪的翻译运动及其
  意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发掘。即使涉及这一阶段的翻译活
  动,不仅专门研究阙如,而且对翻译的理解还是沿袭了陈旧的翻译
  观,将翻译视为透明无碍的知识与观念的流通过程,而翻译作为越
  界行为的作用与后果未能得到充分的分析与展示。‘翻译史因袭一
  般历史书写的模式,往往沦为资料汇编与其他历史著作的注脚。,,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本书对目前国内翻译史编写和研究的
  启迪意义。此外,我们国内学界一直有一个关于“中国文化如何走
  向世界”的焦虑。本书尽管是对晚清来华传教士译介活动的一个
  研究,但通过对这些传教士译介活动的研究,我们同样也可从中得
  到启发和借鉴。尽管时代不同了,时代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但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在规律却是不变的。
    是为序。
  
前言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
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历史,其间,基督教传教士曾扮演过重要角
色。当然,基督教传人中国并非始自近代。早在唐朝,在中国部分
地区一度流行的景教就是基督教早期的“聂斯托利派”
(Nestorians),元朝也有基督教活动的记载,时称“也里可温”。基
督教对中国真正发生较大影响的是明清时代,明朝末年,天主教多
个修会曾先后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其中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
代表的耶稣会影响最大。比较而言,明末清初时的中国还堪称世
界强国,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和历史颇怀景仰之心,在传教策
略上采取迂回而温和的方式,如结交上层士大夫,学习中国语言文
化,着华服,并努力用中文著述,包括翻译。部分思想开明的士大
夫与传教士成为朋友,并衷心佩服他们译介的一些西方知识,有的
甚至还受洗人教。总的说来,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是在较为平
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但由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异质
的,因“礼仪之争”,无可调和的冲突终于爆发,从康熙后期,尤其是
乾隆时代,中国开始实行禁教政策,甚至闭关锁国。但基督教在禁
教时代并未完全消失,秘密传教活动依然存在。
    当历史行进到19世纪初,中西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显著变化,
甚至是大逆转。自中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凭借地理大发现、文艺复
兴及工业革命之功,科技、经济和文化实力大为增强。在此过程
中,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和殖民主义潮流。在宗教改革中诞生的
新教(Protestantism)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因而迅速传播,许多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成为新教国家。科学
和理性的发展势必影响人们的宗教热情,无论旧教还是新教都无
法避免这一事实,因此,新教也很快意识到在世界各地发展信徒的
必要性,于是鼓励信徒们要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
    1807年9月8日,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登
陆中国广州,正式拉开了基督新教传播中国的序幕,中国历史也翻
开了新的一页。而此前,基督教另外两大宗派即天主教和东正教
早就派遣传教士到达了中国,尽管清政府实行了严格的禁教政策,
但并未能彻底禁绝秘密传教活动。换言之,自19世纪初以来,基
督教三大宗派同时在中国传播,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毋庸置
疑,自基督教传播中国以来,尤其是19世纪以来,基督教传教士在
中国的活动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要评价这些影响
却非易事,绝对的肯定或否定都有可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首先,传教士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往往“剪不断,理还乱”。传教
士自称是“福音’’传播者,代表上帝拯救人类,撒播上帝之“爱”,是
和平的使者。一方面,传教士中的确不乏虔诚的基督徒,能以平等
与平和的方式对待中国人,真诚地同情和帮助中国人民,但同时也
有不少传教士持有民族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心态,极力贬低中国文
化,个别人甚至充当殖民者的马前卒。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鸦片战争之前他就在南洋及
澳门等地活动,曾多次乔装打扮,搭乘中国商船,到中国沿海许多
地方刺探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绘制地图,然后把这些情
况提供给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往往以贸
易为名,实际上是殖民活动的前哨。部分传教士通过各种非法手
段从中国沿海获得的情报又通过东印度公司等渠道提供给各国政
府,成为其殖民活动的决策依据。有的传教士甚至在报纸上发表
文章,公然鼓吹对中国动武。还有的传教士在中国战败后与外国
缔结条约时充当翻译,他们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和语言上
的隔膜,在条约文本中大做文章,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中国政
 府很多时候只能吃哑巴亏。但另一方面,即使像郭实腊一样借宗
教行殖民侵略之实的传教士也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方面做过不
少努力。郭实腊的中文很好,用中文撰写和翻译过近60种各类著
作,而且主编过中国大陆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在该杂志上刊载了大量西方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贸易方面的文
章,同时也有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习俗等方面的内容。
    其次,评价传教士活动的困难在于,传教士群体本身并非整齐
划一,存在诸多差异。19世纪以来,基督教三大宗派都在中国传
教,尽管各宗派在本质上并无实质差异,但某些教义和具体的宗教
仪式等有较大差别,其中新教产生较晚,扬弃了旧教的因循保守一
面,吸纳了一些民主和科学理性因素,在传教策略上更灵活与务实
一些。传教士虽然统一在“上帝”的旗帜下,但传教士作为具体的
个人,同样有民族和国别归属,他们活动的动机往往或隐或显地暴
露了他们的民族或国家意识形态(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对于
同一问题往往有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观点。例如传教士在《圣经》
中译上对某些词汇的译法的激烈而持久的争论,看似是语言和文
化理解问题,但从结果看,民族和国家意识形态才是这场论争的真
正焦点。传教士本身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也对他们在华的活动
有直接影响。上述差异决定了他们在传教方式上的差别。一般而
言,传教士来华的直接目的是要将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异
教”国家基督教化,大多数传教士主张直接布道。但由于基督教神
学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存在巨大差异,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
读书人、士大夫和社会上层对基督教很不屑。明末清初,耶稣会传
教士采取所谓文化传教方法,期望以西方近代的一些科学成就来
吸引知识阶层,部分达到了目的。到晚清时代,伴随着炮舰而来的
传教士通过条约体系把传教合法化,以为这样就扫除了传教的障
碍,所以开始也主张直接传教,但出乎意料的是,尽管中国政府已
经允许传教和信教 基督教的传播还是遭到中国人顽强的抵制。
在这样的情形下,部分传教模仿利玛窦的做法 ,在中国开展了各
 种文化活动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如开办学校、创办印刷机构、出
版报刊、翻译出版各种宗教和科学书籍以及编纂词典等等。这样
的文化活动持续时间很长,规模也不小,还吸引了部分中国知识分
子参与。不过,从事这些文化交流工作的主要是新教传教士,尽管
新教无论是在华传教士数量还是教徒数量,都比天主教少,尤其是
在19世纪中期以前。有些新教传教士在华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母
国的时间,甚至客死中国;有的人几乎没有直接传过教,主要精力
都用在文化活动上了,这也从侧面说明新教和旧教是有较大区别
的。总的说来,传教士在19世纪后期译介宣传的科技和社会政治
学说.尽管很不系统,还是对中国知识阶层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对
有些传教士而言,最初作为传教手段的文化活动结果演变成了某
种目的,比如试图影响和左右中国改革派的变法思想,离宗教的初
衷越来越远了。
    第三,传教士开展各种活动的主观目的和实际结果并不对称,
甚至出现巨大错位,这一点对理解和评价晚清传教士的译介活动
尤为重要。传教士当然希望在中国发展尽可能多的教徒,但结果
离他们的理想差距很大,而且真正成为教徒的社会中上层人士非
常有限。他们用以辅助传教的文化活动产生了与他们期望相反的
效果,许多人从传教士译介的西方科技作品中获取的知识未能使
他们产生对上帝的眷恋,反而用来证明宗教的虚妄;传教士译介的
政治社会学说也被用来批评西方对中国的欺凌和勾画中国未来的
理想蓝图,这是传教士最不愿意看到的。换言之,传教士开展各种
文化活动的初衷并非要使中国变得更加文明和强大,但客观上起
到文化交流的作用,打破了原先封闭的文化和心理结构,开始了痛
苦而艰难的文化转型。为什么传教士如此辛苦经营却未能如愿?
这是因为,文化传播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以传播者的主观动机为
准绳,而且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并非只是单向的
改变。
    尽管传教士问题具有上述复杂性,以往的研究或者简单地将
 之定性为“文化侵略”和“文化帝国主义”,忽略了传教士的某些文
化活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转型也发生过客观的推动作用;或者干脆
避开这个话题,使传教士处于学术研究的禁区。上世纪80年代以
来,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深化,反思近代以来中西冲突和交流的历
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传教士研究开始摆脱纯意识形态
批判,进入客观的学术谈论范畴。但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学者在这
个问题上有点矫枉过正,有过分美化传教士之嫌。马克思主义唯
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其发生和发展都是内
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变化
关系,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变化无疑是内因,而传教士文化活动只
能是外因。
    要言之,19世纪基督教大举人华,无论在规模、涉及中国社会的
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
基督教传教士伴随殖民者的炮火而来,具有十分复杂的身份;由于直
接传教遇到强烈抵制,部分传教士(主要是新教徒)采用了迂回的文
化传教手段,而贯穿这些文化活动的恰恰是翻译活动;从世纪初到世
纪末,传教士译者在中国译介了大量西方宗教、科技和文化作品,成
为中国翻译史上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传教士译介活动的初衷自然是
为传教服务的,但产生的影响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以往关于传教士
的研究都集中于传教史、教案、或者是中西交流史,也有些著述涉及
传教士的译介活动,但往往多是译介资料的汇集,对译介活动的动
机、具体过程、影响及反响方面论述不多。鉴于此,本书从翻译学角
度,把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译介活动作为独立考察对象,将其回置于19
世纪中西冲突和交流的历史语境,希望重新勾勒一段既远又近、既简
单又复杂的历史过程。因此,本书在宽泛的意义上也可算是传教士
研究的一种,但作者更希望读者将其当作翻译史来读。需要说明的
是,本书由于题旨所限,对传教士的宗教身份和宗教活动论述较少,
也较少价值判断,但这并不表明作者没有立场倾向,希望上述文字能
让读者诸君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
 传教士译介活动的
具体策略举隅
    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有复杂的动机、受到各方面赞助人意志的
  约束;同时,中西语言文字、名物制度和思想观念也差异甚大,而且
  每个传教士或其中国合作者的个体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及生活经
  历等也不尽相同;此外,晚清时代,许多西方知识是第一次译介到
  中文里,译名的对应没有旧例可遵循;所谓“西译中述”的译介模式
  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所有这些因素对传教士的译介活动
  构成制约力量和现实困难,从而决定了他们在具体译介策略的选
  择上出现趋同的特征,要言之,也就是尽量向中国语言、文学及文
  化规范靠近或日归化,无论是在单行本的译介作品中,还是在报纸
  杂志文章中,这一点都是十分明显的。但另一方面,译者毕竟是有
  能动性的主体,不会完全屈服于客观因素的制约。事实上,有论者
  已经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改写(rewriting)……而改写就是
  一种(对原文的)操控(manipulatiOn)。①”传教士要实现自己的预期
  译介目标,会尽可能突破各种制约因素,打破既定规范,引入新质,
  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
    传教士及其合作者也对翻译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归纳。我们在
  第二章中曾谈到19世纪40—50年代传教士们在圣经翻译上喋喋
  不休的争论,虽然讨论的是宗教典籍的翻译问题,而且最终由教会
来裁定,但宗教文献同样也有基于语言文化的问题,这和世俗文本
的翻译是相同的,因此本章还会从翻译策略角度再次回溯那场争
论,并考察宗教作品的翻译方法对世俗作品译介的启示。19世纪
60年代以后,译介活动的重心在世俗的科技、军事、工艺及社会政
治、法律等方面,虽然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曾零
星译介过部分相关内容,但他们译介的知识门类远不及晚清广泛,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学科是晚清阶段才出现的。因此,名词
对应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传教士在编制中西名
词对照表、规范和统一翻译术语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传教士的具体译介策略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会
在译介文本中或显或隐地表现出来。总的说来,传教士的译介策
略是一种典型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本章不仅要归
纳传教士及其合作者总结的基本译介方法,更主要的是通过对传
教士译介活动中的主文本(即各种译文本身)和次文本(译本的序
跋、凡例;与译者有关的其他相关文本如日记、传记;同时代人的译
评、译序等)的综合分析,展现各种制约因素在译介策略上的具体
表现以及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痕迹,从而呈现特殊语境中跨越中西
语言文化鸿沟的具体困难和可资借鉴的经验。为了呈现彼一阶段
传教士译介方法的总体特征和个性特点,本章采用总体描述与个
案文本实例相结合的方法,尽可能提炼出带规律性的处理方法,同
时不忽视有价值的特殊手段。
    第一节  传教士关于翻译方法的讨论
    传教士早期的译介活动以《圣经》的译介为中心,因此关于翻
译方法的讨论多半与此有关。圣经对教徒而言代表神言(Word of
God),自然不容任意阐释,长期以来圣经翻译遵循字对字(word-
for-word)的直译,一向采用意译法的古罗马翻译家哲罗姆(St.Je—
rome,3477—420)在《圣经》翻译上也一反常态采用直译,“因为在
 《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①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秉承着同
样的观念,比如马礼逊也认为:“尤其是翻译圣经时,不容许有译者
的释义夹在译文中。”②然而,他又认为,圣经翻译必须简明易懂,以
便使一般读者都能阅读,否则就失去意义,因此他认为无论翻译什
么,译者都要完成两个职责:一是必须准确理解该书的原意,领会
原著的精神;二是必须以诚信、明达和典雅的译文,表达原著的意
义与精神,两点之中,第一点更为重要。③但英语和中文的差距远
比欧洲语言文字间的差距大,更重要的是中文所承载的思想观念
与历史文化同基督教文化极少共同之处,这是圣经中译者们非常
头痛的问题。首先是语体的选择,传教士面临三种情况:文言文、
俗语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书面语。马礼逊和米怜合作翻泽《圣经》
时,就为此颇费踌躇,他们开始准备选择俗语,即“北京一带使用的
汉语口语”,但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选用一种“中间的文体’,(mid—
dle style),即接近清朝上谕那样的既非艰深华丽、亦非通俗白话那
样的口语。马礼逊认为这种普通书面语(1iterary Chinese)“一方面
具有古典作品的严肃和庄重,但避免了这些著作语句过于简略而
导致的晦涩;同时,它对任何粗具阅读能力的人而言都容易理解,
也不会被认为俚俗不雅”。④后来在一份给伦敦会关于圣经翻译情
况的报告(1819)中,他还谈到选择这种语体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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